当选总统拜登及其新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决定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冲突。两国最初的贸易战演变为一场科技战争，现在陷入僵局。两国之间迫切需要采取新的方针。两国之间应该有三大要素。

首先是对话。在过去四年里，特朗普政府经常在推特上发布与政策相关的威胁，这无助于解决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问题。与此同时，可以公平地说，他的前任青睐的定期峰会并不完全成功。更好的做法是建立一个常设秘书处，全面负责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从贸易和科技到网络安全和人员(包括教育交流、签证和人权)。

秘书处应设在中立管辖区，由两国高级专业人员组成，负责数据共享、联合研究和联合政策白皮书，以支持两国领导人定期会晤。在秘书处框架内，两国将联合执行和监测现有协议，并作出透明的争端决定。

第二个问题是贸易。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并非凭空发生的。它们是宏观经济储蓄问题的产物。由于长期缺乏国内储蓄，美国在2019年与102个国家出现了商品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中国拥有长期储蓄盈余，2018年与159个国家的商品贸易顺差。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中美贸易争端的处理方法是有缺陷的，支持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税也是有问题的。多边问题不可能有双边解决办法。这只会导致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转移--对双方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来说都是更高的成本。

应该放弃目前征收关税的做法，转而推行以储蓄为导向的计划。美国应该增加储蓄，而中国应该减少储蓄。这对华盛顿来说将更加困难，因为华盛顿的储蓄目前正面临着与艾滋病相关的预算赤字的严重压力。

中国需要继续减少过剩储蓄--这是不可或缺的举措，为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更多资金，出于对未来的恐惧，抑制家庭储蓄，并促进可自由支配的消费。储蓄的再平衡对于减少中美及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失衡至关重要。

最后，特朗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场结构性辩论。尽管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和美国企业在2018年强行转让技术的指控没有得到充分记录。不幸的是，这些棘手的问题无法按照目前的做法得到解决。

有一个更好的办法：首先，应该认识到，所谓的结构性议程掩盖了中美两国改善彼此市场准入的更大共同愿望，从而促进了长期增长。"双边投资条约(双边投资条约)是一种反复尝试的办法，两国长期以来一直利用这些条约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美国已经签署了42个这样的条约，而中国已经签署了100多个这样的条约。中美之间的谈判持续了10年，当他们看到终点线时，被特朗普政府搁置了下来。当务之急是回到谈判桌上来。

美国和中国任何一方都不容易让步。起初，可以采取几个小步骤来重建信任。这些步骤远比沿着目前的破坏性路线前进要好得多。